成电人物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文化，学术生态也是如此！”在“海外访学讲堂”第三讲，计算机学院院长戴元顺教授告诉同学们，出国留学就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内修”过程，希望同学们放眼世界，取人所长，做更好的自己。

　　求学清华园，留学新加坡，此后又飞赴美利坚工作，不同的文化给了戴元顺不同的收获。

　　他体验了清华园里的严谨与使命，感受了新加坡对人才的尊崇及基础研究的繁荣，还在美国深刻领会了基础研究与工程应用的比翼双飞。

清华园：大二时就“挤”进“教研组”

　　戴元顺上中学时就成了“学霸”，1996年他被免试高考，直接保送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其学业成绩之好，由此可见一斑。但他坦言，“学霸”与“学术”之间还有巨大的鸿沟，真正走上学术道路，要从进入清华大学的CIMS教研组算起。

　　他所说的CIMS教研组，其实就是成立于1997年的国家CIMS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早在1978年就建立了系统模拟实验室，在全国屈指可数，后并入CIMS。其“掌舵人”是国家973项目“复杂生产制造过程实时智能控制与优化理论方法”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吴澄院士。

　　那一年，戴元顺刚读完大一，他很想去教研组“学点东西，做点东西”，但作为一个马上大二的学生，要进这个全国很牛的实验室，谈何容易。不过，机会最终还是来了——在戴元顺做学生助理的自动化系，有一位老师得知他的学术梦想，深受感动，鼎力推荐，戴元顺最终如愿。

　　“上世纪90年代，电脑和互联网在我们国家还是很新潮、很稀罕的东西，但是在CIMS教研室里，我随时都能看到和使用这些宝贝，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满足感啊。”戴元顺说，教研室里的一切让他感到十分兴奋。

　　但毕竟是初来乍到，毫无经验，他一时无法参与学术项目，只能打打杂，“从螺丝钉开始做起。”有一次，教研组的一位博士生遇到一个久攻不下的难题，戴元顺于是找吴澄院士毛遂自荐，“要不让我试试吧！”他坚定地说。

　　不出一月，难题竟然攻克了！戴元顺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吴澄院士的充分认可。吴澄院士随即给了他又一个重要课题，让戴元顺独立研究。大三时，戴元顺就和吴澄院士在《电子学报》上联合发表了人生中的第一篇论文。

　　“进教研室对学好课程是绝对有帮助的。”戴元顺说，“许多东西并不是死记硬背就能记得住，反而是在做研究的过程中经历的那些东西，想忘都忘不了。”

　　学术能力的提升，也为他比较轻松地对付“源于课本，高于课本”的清华考试题打下了基础，从而使他的学业成绩十分优异，两次获得学校一等奖学金，可谓学术学业双丰收。

　　大三时，以他的成绩，保研可谓板上钉钉，没有任何悬念。吴澄院士也希望他能留在身边继续读研，因此戴元顺起初没有任何出国的打算。但大三上半学期，戴元顺接到了一封来自新加坡的邮件，发件人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谢旻教授——后来成了他人生中第二位十分重要的导师。

　　原来，谢旻在《电子学报》上看到了戴元顺的论文，深为赞赏，且研究方向与自己很相关，因此邀请戴元顺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研。谢旻是何许人也？戴元顺一时也有点懵了。上网查看了他的简历，戴元顺不禁大吃一惊：世间竟有如此牛人！

　　谢旻的确是具有传奇经历的学术奇才。据报道，他14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是少年班第一期的初试第一名；15岁公派到瑞典留学，在当年全国选拔派出的20名理工科公派留学生中年龄最小，被瑞典学术界称为“中国第一奇人”；23岁成为博士，27岁获得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亲自颁发的“李光耀顶尖科研奖”；31岁被列入美国“国际名人录”；36岁带出一个与自己当年同样年轻的23岁博士。

　　戴元顺坦言，“平生很少佩服过别人，但谢旻老师就是其中一位。”看完谢旻的简历，他深为折服。但是，此时他的托福和GRE都没有考，怎么办？没想到谢旻教授豪爽地在邮件中说了两个字：“全免！”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

　　回顾这段经历，戴元顺说，出国一定要早做准备。由于他在本科期间就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因此去新加坡后他只用三年就完成了硕博连读，2003年完成博士学业，少走了许多弯路。

　　“我从大三下学期开始，就持续受到谢旻老师的远程点拨，”他说，“因此我硕博连读看似只有三年，但实际的研究工作足足做了五年，起初的两年在本科时就开始了。”

新加坡：宽松的氛围鼓励学术务“虚”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开学时间是每年的7月，而我国大陆高校则是每年9月初。也就是说，本科毕业的戴元顺，根本没有喘息放松的机会。6月底在清华办完毕业手续，戴元顺就赶紧打点行装飞奔新加坡，迎接新的征程。

　　起初，文化差异是横亘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问题。虽然他已经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一般的口语交流没有任何问题，但去新加坡国立大学报到时，却被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英语说懵了：一位印度裔的工作人员粗声粗气地对他说：“dage boto!”他愣了半天，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儿。那位阿姨有点不耐烦，伸出一只手来一下把他按倒在座位上，“咔嚓”一下闪了张照片。他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take photo（照相）啊。”

　　报到结束，他去坐出租车，司机是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大叔。他问大叔“多少钱？”大叔说“三新元（three dollars）”，但他的发音却是“[tri] dollars”。戴元顺琢磨了半天：“tree dollars（树木钱）？”后来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他也幽默了一把，对司机说:“ May I give you flower dollars（我可以给你‘鲜花钱’吗）？”

　　文化的差异和由此而来的趣事还有许多。久而久之，他也就习惯了。新加坡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讲“Singlish”，也就是“English”的“新加坡版”。如果你去纠正当地人的发音，比如把三新元说成标准的“three dollars”，对方反而会听不懂你的意思。

　　“这些文化差异，你都要去适应，了解别人、融入别人，是比改变更重要、更睿智的选择。”戴元顺说，改变往往会造成冲突，而融入并吸收异域文化优势往往会使自己顺势而为，转化成自己成长的力量。

　　对异地文化的理解和融入，这种理念也体现在他对新加坡大学的学术生态和学术文化的接受过程中。他认为，新加坡十分重视人才，他的导师谢旻教授当年得到李光耀亲自颁发的“李光耀顶尖科研奖”就是一个例证。新加坡对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的重视，也让许多学人十分受用。

　　以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们为例，戴元顺说，“他们没有项目压力，不用天天坐飞机跑项目当‘空中飞人’，也不用为了谈项目‘酒经沙场’。”新加坡地小人稠，资源稀缺，因此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新加坡政府深谙此道，每年都会发布很多课题，每一位老师基本都有项目保障，所以老师们根本用不着操心，只要潜心做研究就行。

　　导师没有压力，学生自然跟着“爽翻了”。“在新加坡的宽松氛围中，我们也不用给导师做项目，留得一身轻，专心写论文。”读完硕士第一年时，戴元顺就发表了4篇顶级期刊论文，“算是取得了一点小成绩”。

　　这一“小成绩”让谢旻教授十分欣赏。他再次找戴元顺谈话：“你硕博连读吧，这么好的潜力和条件，申请一下就行了。”戴元顺将信将疑地问：“硕博连读有什么好处呢？”谢旻说：“以你现在的发展势头，三年很有可能博士毕业。毕业后马上可以在大学里工作，一年的工资抵得上现在四年的奖学金。”

　　三年后的结果证明了谢旻教授的精准预言。戴元顺感慨地说，“谢旻教授的眼光是很独到的。”他建议同学们，“出国时一定要看看导师的简历，正所谓‘名师出高徒’，这句话很值得我们参考。当然我不算‘高徒’，但谢旻教授绝对是‘名师’。”

　　谢旻这位名师不仅会看人，而且会引导人。在硕博连读期间，戴元顺经常有一些“自以为十分新颖的点子”，但跟谢旻交流后，没过两天，他就撂一叠论文给戴元顺。戴元顺看完论文才明白，有些想法别人早就研究过了。“导师的这种敏锐判断非常重要。”他说，“如果导师在这个领域没有广博的视野和深厚的积累，学生就会因此走许多冤枉路。”

　　这样几次下来，戴元顺“吃一堑长一智”，有了点子后先自己广泛查阅文献，确认没有人研究，才下手“猛攻”。当然，由于是“前无古人”，因此就没有现成的参照和答案，连他也不知道研究出来是什么样儿。那个后来被称为“云计算”的点子，就是把“虚拟化”和“网格计算”糅合到一起，在当时看来也只是“很好玩”。

　　“虚拟化”是把一个物理服务器虚拟切割成小块的过程，“网格计算”是把分布式资源整合到一起的过程。两者路径完全相反，有人甚至对戴元顺说“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嘛。”但戴元顺还是一直坚持研究，他坚信“能把它切细，就必然能把它合起来”。这就是后来“云计算”中十分重要的“弹性计算”和“按需取用”的理念。

　　后来，在戴元顺博士毕业的时候，谢旻教授请他吃饭。谢旻十分谦虚地说：“小戴，你做的东西，我当时基本上没搞懂，也不知道怎么指点你，但我有一点是知道的，你做的研究其他人都没做过，是独一无二且很有意思的。”

　　正因为有这样宽松的学术环境，戴元顺可以无忧无虑地做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结果的基础理论研究，哪怕是“形而上”得有点儿玄虚。在新加坡的硕博三年，是戴元顺走上学术道路的重要阶段。他说，在重要的年龄，来到正确的地方，师从优秀的人，这是人生快事。

　　新加坡的博士论文评审制度十分严格。所有的博士论文都不是学校内审，而是全部送到海外，由相关学术杂志的主编、学院院长、知名学者专家等审阅，全部获得“通过”才算“毕业”，只要有一个“不通过”都算“挂”了，还要继续修炼。有的同学博士一读就是七年，但戴元顺只用了三年，而且博士论文在2004年被世界著名的德国斯普林格（Springer-Verlag）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美利坚：科研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

　　博士毕业后，戴元顺还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此就联系了美国的大学，希望去做博士后。2003年底，大环境并不十分有利。时值美国IT泡沫破灭之际，经济一片惨淡，股市死气沉沉，那个随便搞一个“.com”就可以赚大把钞票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受经济环境影响，去美国的工作签证H-1名额也被大幅缩减，十分有限。所幸的是，杰出人才（比如高校教授）不在受限之列——这是唯一一个敞开的大门。但新的问题在于，门虽敞开，但门槛非比寻常。戴元顺在美国人眼中是所谓“杰出人才”吗？

　　戴元顺回忆说，当时自己面临两大困难：其一是，新加坡高校的博士文凭，美国人是否看重或承认？其二是，新加坡高校普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而美国是一个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国家，如此，优势反而可能成为劣势。

　　基于这种分析，他觉得“反正没有希望在美国的大学做博士后”，就索性“死马当活马医”申请教授系列职位。有了这种心态，他反而放松起来。有一天，他接到了印地安纳普渡大学的面试通知——后来才知道有300多位学者同时申请这一个职位，8个候选人参加面试，有来自麻省理工的博士、斯坦福的博士后等等，竞争十分激烈。

　　他觉得自己可能也就是“陪太子爷读书的”，反而放得很开，面试的时候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天南海北，行云流水，潇洒自如。终于轮到面试官提问时，对方问他：“你还有什么需要我们解答的问题？”戴元顺半开玩笑地说：“就一个问题，来时的机票钱啥时候给报了。”

　　后来，当印地安纳普渡大学的专家陪他吃饭时，他依然滔滔不绝地神侃，并一起去酒吧喝酒聊天，让对方觉得真是相见恨晚。后来他才知道，“这顿饭吃得太重要了。因为，在决定我的去留问题时，和我一起吃晚饭的面试教授的那一票很关键。”实际上，他的放松姿态，正是赢得对方认可的重要方面。放松（easy-going），证明你能够快速融入对方。事后那位面试教授告诉戴元顺：“我这一票投给你的原因很简单，除了学术水平还可以，另外大家以后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谁愿意天天面对一个死气沉沉的人？”

　　就这样，他顺利地获得了印地安纳普渡大学的教职。也正是在这里，发生了戴元顺学术生涯中的又一件大事，对他的研究理念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按惯例，每学年结束时，系主任都要找教授们谈话，教授们则要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进行梳理总结。

　　这一年，戴元顺延续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时的习惯，依然把所有精力投入基础研究，保持了高水平期刊论文的高产态势——科研不就是写论文吗？这可是他的强项。环顾周围的美国同事们，论文数量寥寥无几，和他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因此，戴元顺很自信地等待系主任谈话时表扬一下。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一顿冷冰冰的嘲讽和教训。

　　原来，系主任把戴元顺一年来发表的所有论文都打印出来认真阅读过。那天，系主任来到戴元顺办公室，把十几篇论文往桌上一扔，冷冰冰地对他说：“你知道吗，这些东西过个几年都是垃圾。”当时他就傻眼了：啊？原来是来训我的啊！

　　当头被泼凉水，让戴元顺开始认真审视美国的学术文化。他发现，美国的科研并非不注重基础研究，而是在强调基础研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应用研究，或基础研究的应用化。在美国学者看来，评价学术论文的生命力，并不是看篇幅和数量，而要看他给世界带来了多大的改变。一个人每年写两三篇文章就可以了，关键在于要真正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那才是论文的价值所在。否则，“没有被使用的东西”就是“没用的东西”，而天天制造“没用的东西”的人，就必然是“没用的人”。

　　那天，系主任除了嘲讽，还对戴元顺说了另一番话：“我看了你的论文，其中有两篇很有实际应用价值，你要把这两篇好好用起来。”他身体力行，还帮戴元顺联系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开展合作，因为戴元顺的相关研究在美国航空航天局探索“小行星带”的工程中十分有用。后来，美国航空航天局对戴元顺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公开发表评论称“戴的研究成果对于‘小行星带’探索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就是美国，这就是美国的学术文化。戴元顺说，他后来跳槽到美国的田纳西大学，见到过隔壁“橡树林国家实验室”里一生只发表过5篇论文却拿了两次诺贝尔奖的“扫地僧”，也见证了苹果iPhone、iPad等改变生活、风靡世界的科技应用成果。这是科研的两个侧面，但却同属于一张面孔。

　　当然，美国对学术的评价体系，并非只看重应用效果。戴元顺补充说，美国的大学对教授的考核评价首先要看教学，并规定教授必须给学生上课，哪怕是爱因斯坦也必须如此。杨振宁在美国求学时就听过爱因斯坦讲课，“虽然爱因斯坦的德国口音听起来含混不清，但看着学术大师站在那里尽心授课、学生们坐着听讲时，心里就有一种满足感”。

　　其次，同行的评价也十分重要。美国评判科研的标准，不是看论文的数量，而是问你的同行，在你的这个年龄段，你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如果是，你就有资格留在大学作为终身教授，否则就得走人。此后，美国田纳西大学把戴元顺从印地安纳普渡大学“挖”过去，就是因为戴元顺在“高性能计算中的可靠性研究”领域、在国际学术界有独到之处，而田纳西大学也是“高性能计算”领域顶呱呱的学校——好几次世界超级计算机排行榜，都是田纳西大学摘取了美国高校研制的超级计算机冠军。

　　最后，还要看professional service，也即学者在国际上大型学术组织中的服务，以及是否担任重要职务等。“做学术，不能关起门来自顾自地玩儿。”戴元顺强调说，“发不出你的声音，有什么用？不走进国际学术圈子，你又怎么在国际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不忘开玩笑说，“别老让别人审你的文章，有本事你去审别人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