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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既是我校的战略目标,也是国家着力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的战略要求。而要实现“世界一流”,就必须全面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在科研体制与评价标准方面,要努力营造宽松自由的科技工作环境,并坚持以“学术水平”为最核心的评价标准。
目前,我们惯于用SCI论文数量、他引次数、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等指标来衡量科技工作,这是有必要的,但并不是最根本的。2014年我国的SCI论文数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他引次数排名世界第四,但《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4》的排名显示,我国的创新指数排名只居世界第19位,排在挪威、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等18个国家的后面。
即便我们有一天把SCI论文数排名冲到“世界第一”,又能说明什么呢?这些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吗?不能!创新是什么?它不是这些论文数据、科研经费总量等要素的简单堆积,也不是简单地跟在别人的后面、在部分技术指标上做得比别人好一点,而是要有引领性的、“从无到有”的创新发现,或做出能够改变世界的重要应用产品。
以“青蒿素”为例,如果没有屠呦呦的原创性发现,就不会有后面的一系列优化产品,至少人类发现青蒿素这种“抗疟神药”还要推迟许多年。因此,当拉斯克基金会把2011年度临床医学研究奖授予屠呦呦时,所依据的就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后来她获评诺贝尔奖,也是主要靠她的原创性贡献——这是国际科学奖项所遵循的共同原则。
再以IT产业为例,美国是公认的IT界头号强国,其支柱企业谷歌、微软、苹果、Facebook几乎占据了美国IT产业的半壁江山。谷歌的搜索引擎、微软的操作系统、苹果的智能手机、Facebook的社交工具,无不是“用科技改变生活”的典范,它们居于行业产业链的顶端,带动了整个行业产业的发展,并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这些产品,无论是源自高校,还是来自企业,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重要的原创性和广泛的影响力。
回过头来再反思我们的科技工作,我们认为,潜下心来切实提升学术水平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它的最重要标志就是创新能力。要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就要务必调整目前对于学术和学科的评估认定标准,从价值导向和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向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靠拢。
诚然,建设一所大学、建设一个学科,都离不开人才支持。因此,“内培”和“外引”优秀人才,都是必要的条件,但只有人才队伍还不够。无论是从科研一线工作者的体会,还是从作为学院科技管理者的视角,我都认为,创造足够宽松的环境,刺激每个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十分重要的。至少,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创新是有代价的。创新有一个过程,在其最初的阶段往往是由少数人坚持不懈地研究并做出的新成果,正因如此,它要从一个陌生的、新奇的事物变成一种深入人们观念和生活的普遍的事物,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比如,五六年前,如果谁突然说要做一个没有拨号键盘的手机,是没有多少人相信的,但今天基本上人人都在使用智能手机,几乎很少见到曾经风靡全球的诺基亚拨号键盘手机了。因此,我们不能只是盲目地追求“他引次数”——如果大家都懂了,那就不是创新了!
在这个阶段,就不应该逼着科研工作者迅速出成果。否则,屠呦呦在没有发现青蒿素之前就被淘汰了。发现青蒿素的抗疟特性并提取出青蒿素,并不是看一看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记载,然后“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就能完成的。要知道,在锁定“青蒿”之前,“523项目”筛选的抗疟疾化合物和中草药就有4万多种,屠呦呦也是经过对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并经历了190多次失败后才取得了重大突破。在这个时期内,她是没有任何“成果”的。如果实行年度考核制度,“青蒿素”早就被扼杀在“摇篮”中了。
第二,创新要允许失败。创新有一定的风险。美国计算机行业那么强大,但它的支柱企业屈指可数。其他的千万个企业和亿万元投资都去哪里了呢?答案是:夭折的夭折,打水漂的打水漂。也就是说,创新的代价很大,不一定全都成功。但真正的创新,会带来十分巨大的收益,甚至会对整个国家的产业链形成强大的支持,这对形成国家或企业的科技竞争力是具有局定性作用的,也是值得我们冒险追求的。
我国目前的许多工作,还处在模仿阶段,而不是创新阶段。模仿是很简单的事情,是几乎没有成本代价的,因为当你在模仿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条路一定走得通,因为别人已经探索出了切实的路径。而创新可能是探索10条路,其中9条可能是死路,剩下一条还布满了荆棘,随时可能被不合理的制度给扼杀了。但我国在“十三五”期间甚至于未来的目标,是要引领世界,而不是跟随世界。因此,即便创新有可能失败,我们也要有巨大的魄力承担这样的风险,创造合理的环境和制度鼓励创新。
许多科研管理者之所以不敢大胆突破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主要是因为观念中存在这样的顾虑,即如果不实施年度考核,学院或团队的科研水平是否会由于缺乏监督和激励而直线下滑。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今年计算机学院没有人科研考核不通过,尽管有不少人并没有完成年度的论文、项目经费等各项指标,但我们不妨看一看计算机学院实施制度改革之后的实际效果:
——2014年我校计算机学科进入了ESI全球前1%,2015年ESI每过几个月就会推出一期排名,我们先后从9.8‰进入到7.6‰再到5.8‰,在2015年11月推出的最新一期排名中,我们又挺进了4.7‰。这种学科影响力的提升,与我们学院一再强调“以不断提升学术水平为宗旨”,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实行教授治院、行政不干预学术、激发年轻人的活力密不可分。
——2015年学院发表了22篇高水平论文(特指中科院JCR排名位于一区的论文和教育部公认的有计算机学科评估的高水平CCF排名属于A类的论文),比以往所有年份发表的高水平论文数之和还要多,其中超过15篇是由40岁以下的年轻老师贡献的。往前回溯,2014年共发表9篇,2013年2篇、2012前0篇、2011年1篇、2009年1篇、2008年及更早的年份几乎没有。
——在US-News的排名中,2014年底电子科大在全球计算机学科排中排第95名,排前面是澳洲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排后面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在2015年新出的一期排名中,电子科大排名迅速跃升至全球第67名。
以上这些成绩,都不是我们刻意要求学院的老师们达到的目标,而是我们坚持以不断提高学术水平为宗旨、努力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的自然结果,因此算是“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这就为我们学院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实施改革的信心。下一步的工作,我们将继续强化改革的成果,使学院在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首先,创新和远见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计算机学科要往前发展、提升国际国内的影响力,以小团队的形式在传统的方向加强或努力,是很难取得突破的。这种传统思路,不仅在国内不会产生反超的可能,在国际上更不会有任何希望。我们过去曾有过辉煌的行业地位,国内最早的单片机等代表性成果都出自电子科大计算机学院,但如今要重现辉煌,就需要创新型的跨越式发展。
我们要有更大的视野、更远的目光,看到计算机学科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并做出反应之前就做好准备、树起旗帜,汇聚人才、预备成果、才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例如,在“下一代互联网”方向,我们从2010左右开始努力,熬足了时间、做好了准备,在“下一代互联网”囊括的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下一代互联网操作系统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随着国家在大力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紧迫需求和计算机行业自身的发展,我们的先行一步的行业地位就立即凸显了出来,在2015年初成功在下一代互联网这个方向竖起国家级实验平台的旗帜,获批国家发改委的“下一代互联网数据处理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实验室”。富有远见,早做准备,跨越发展,弯道超车,这就是我们的道路。“下一代互联网”如此,“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安全”亦然。
其次,自由与协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全才,因此在科技工作中就需要通力的合作。从科技工作发展的链条来看,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基础研究”,第二是“基础应用研究”,第三是“应用发展研究”。这三个环节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基础研究”取得根本理论突破,“基础应用研究”研究如何应用这些理论形成创新的技术、“应用发展研究”就要进一步把新的技术形成可广泛应用的产品进一步跟产业化接轨解决用户实际问题、这样才能做出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有用的创新性成果;同样,“应用发展研究”做到一定程度,就会面临发展的“瓶颈”和“极限”问题,需要在实践中重新发现并凝练新的基础性科学问题,以突破这种限制。这就形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关系。
对于计算机学科而言,这三个环节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学院的全称是“计算机科学与工程”而非“计算机科学”,它是“科学”与“工程”的结合,这一点与纯粹的物理或数学研究有所不同。它需要把基础研究、基础应用研究和应用发展研究统合起来考虑。因此,我们在人才队伍建设、科技管理体制、考核评价标准等方面,就不能用单一的标准,而是要用更加丰富、灵活的标准。
目前,我们的“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里,既有做基础研究的,也有作应用研究,还有做应用发展研究的,大家各展所长、凝心聚力,才共同早就了实验室的今天。我们也相信,在以人为本、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中,实验室坚持以“不断提高学术水平”为原则,必将创造出更精彩的未来。
编辑:林坤 / 审核:林坤 / 发布:一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