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电人物

　　“有一个问题我一辈子都会记得。”站在成电讲坛上，身穿红色T恤，一头银发的李世鹤蹙起眉头，回忆起中国通信事业一穷二白的时代。他向前迈出一步，提高了音量，充满激情地说：“上世纪80年代初，当国外教授问我中国的电话普及率时，我不好意思讲。那时，我就暗下决心，要为中国移动通信的崛起而奋斗。现在，我的梦想实现了！”

　　台下的600余名学弟学妹们给予这位业界传奇英雄热烈的掌声。他们很想知道，中国移动通信事业如何从落后中奋起？以李世鹤为代表的一代通信人经历了怎样的曲折？3G成功的意义在哪里？在为梦想奋斗的过程中，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路走来？老人激情澎湃又颇为风趣地讲述着，以他的人生经历展开波澜壮阔的中国通信画卷。

梦起：“一定要改变中国通信事业落后面貌，但不能跟着老外走”

　　李世鹤于1963年毕业于成电，从此开始了在通信领域的征程。1978年，他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留学。“我是‘文革’后出国的第一批留学生，同去的有800多人。”他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还当过车间工人，大好时光没能用在科研工作中，感到十分痛心。正因为怀着时不我待的决心，李世鹤非常珍惜在蒙特利尔大学的求学机会。

　　“那时候国内国外完全是两个世界，差距大到无法想象。”就在李世鹤潜心苦读时，他通过国际会议等活动，深感通信事业对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而中国的通信事业比起国外落后三四十年。李世鹤暗下决心，回国后要改变中国通信事业落后面貌。

　　在小径分叉的路口，哪一条才会越走越开阔，通往梦想的终点呢？李世鹤认识到，中国通信发展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与苏联保持一致，几十年来，因为各种原因，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距离。“如果我们仍然跟着老外走，拉电线，装电话，那我们永远都没办法超越他们。”李世鹤想着，怎样能寻找到一条“捷径”呢？

　　“21世纪是无线通信的世纪”，当这个观点在1980年代提出时，业界几乎无人相信。这位来自波兰裔的美国科学家Snakes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与朋友李世鹤探讨移动通信的发展前景。李世鹤敏锐地意识到，移动通信是中国通信事业发展的“突破口”。如果说，有线通信的赛道上，欧美国家早已跑出万米之遥，那么，移动通信的征程中，中国还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李世鹤回到国内，雄心勃勃地要在通信领域做一番事业。他发现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正在默默地感应着世界移动通信的脉搏。如果说，第一代移动通信还是欧美国家的“自娱自乐”，那么，第二代移动通信仍只是国内的奢侈品。李世鹤幽默地说：“第二代用的手机像砖头那么大，那时经常看到香港老板手拿大哥大，吃饭时就在桌子上一放，显示身份。”1980年代，一个手机最贵达到七八万，显然无法普及到老百姓中。

　　李世鹤感受着国内通信领域的探索、挫折和巨变的前奏，等待着宿命中的机遇。

梦明：三英才“闭关”探讨三天，TD-SCDMA横空出世

　　“人一辈子能碰见的机遇不太多。当发现一件事情值得干的时候，就应当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李世鹤感慨地对同学们说。当3G的曙光初现，他迎来了梦想中的伟大事业。

　　“第三代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无线电频谱不够用，需要提高效率。”面对这样的核心需求，美国高通公司做出了关于新制式CDMA（码分多址）。李世鹤看到了高通公司的“作品”，心里涌动出超越它的激情和自信。

　　此时，李世鹤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他曾在重庆主持了中国第一个蜂窝移动通信网的设计和设备选型，也帮助江阴市开发了模拟制式下的移动通话终端。雄心壮志的李世鹤认为“我们不仅要发展自主产品，更应开发国家自主的新制式！”

　　春江水暖，国家对移动通信研究的大力支持也让李世鹤更有底气。在国家的“七五”计划科技攻关中有了“GSM系统”的项目，由邮电局一所和电子部七所联合攻关。1992年，“863计划”开始组建通信专家组，其中有了个人通信组。

　　“SCDMA是我和徐广涵、陈卫讨论了三天的产物。”李世鹤颇为风趣地说。相对高通的“作品”，SCDMA技术实现了重大突破。他解释说：“CDMA没有多个码道，是一个自干扰系统。怎么把干扰降得更低、信号更好呢？我想到了天线。”李世鹤结合自己在南京大学物理系读研时做天线研究的基础，他利用智能天线，让SCDMA更加完美。

　　从一纸技术到影响到无线移动通讯整条产业链的标准，真的会实现吗？

　　1995年，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与李世鹤三人见面。他们在德克萨斯大学一间教室里热情洋溢地讨论了四天，TD-SCDMA形成雏形。作为上级领导的周寰拍板了：“干！”

　　从此后的十余年，李世鹤以难以想象的决心和毅力推动着TD的发展。TD是他的事业，更是他的梦想。

梦痴：重重磨难，两道生死关

　　“使命感支撑我一路走下去。”李世鹤述说着曲折的TD之路时说。但他也对学弟学妹们坦言，“如果之前就知道有那么多挫折，会不会去做？难讲！”声音里有一丝疲惫。

　　在他的讲述中，TD的研发在周寰拍板后不久进入快车道。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院与Cwill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李世鹤任董事长，陈卫任总经理。很快，一个非技术性挫折的大浪打来，几乎让人猝不及防。陈卫和徐广涵认为要实现TD的完全商业化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心生怀疑的左膀右臂最终离开公司。即使这样，意志顽强的李世鹤也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然而更多的困难接踵而至，特别是两道“生死关”横亘在前。

　　第一道关是1998年的“邮电部香山会议”。邮电部、科技部联合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会议，国内各大学、研究单位、企业及国外企业参加，讨论我国对3G标准的态度。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TD并没有受到青睐。会议持续了两天，对于“要不要向ITU提出‘中国方案’”悬而未决。最后当时的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下了结论：总有第一次，总得试一试！中国人终于勇敢地踏入了世界移动通信的“游戏圈”，参与最激烈的竞争。

　　第二道关就是国际竞争。英国、巴西、韩国、芬兰、土耳其、美国……一次次国际会议上的唇枪舌剑，TD和李世鹤都经历了重重考验。特别是1988年国际电联在英国的会议中，TD险些出局。当时国际电联内代表美国利益的CDMA2000和代表欧洲利益的WCDMA正斗得激烈，对来自中国的TD也是排斥有加。中国信息产业部力挺TD。在巨大的中国市场诱惑下，各大“巨头”妥协，TD惊险过关。2000年5月，TD在土耳其的国际无线大会上被正式批准。2001年3月，TD在美国的3GPP会议上被正式接纳，至此完成了标准化进程。

　　李世鹤并没能长舒一口气。虽然TD已是国际三大3G标准之一，但在国内的产业化进程却纷繁复杂。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TD不停地修改、完善，产业界对于它的成熟心存疑虑。国际通讯设备制造商出于商业目的，纷纷向中国方面游说、施压，要求尽快发放3G牌照，让TD团队感受到重重压力。李世鹤感慨地说：“要说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人，不是技术。”

　　“山重水复”中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2004年，中国总理出访荷兰，在当地接听了来自中国TD网络的国际长途电话——这对TD无疑是一次极佳的宣传。TD通过多个城市的测试，证明可以投入商业应用。2006年，信息产业部通过对TD的技术方案成熟度审核，宣布TD成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2008年12月，国家发放许可，由中国移动运行TD-SCDMA网络。

　　“我们这一代人不把这条路趟过去，后面还会有谁来做？”说起这条艰辛的TD之路，李世鹤感慨万千。

梦圆：20年，做一件事就足够了

　　“到2013年初,TD用户超过1亿。”李世鹤说，“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经历漫长而苦涩的等待，梦想显得特别珍贵和甜蜜。“二十年，做一件事就足够了。”

　　在李世鹤看来，TD的价值不只在当下，更在未来。“这是我国第一次完成国际标准并实现规模应用，”李世鹤说，“这说明我们并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提振了自信心。”李世鹤还分析说，TD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射频技术、芯片设计能力、软件能力、低成本高质量生产能力等方面的优异表现，推动了我国通信产业大发展，还进入国家重大专项并提前实现。

　　李世鹤不仅被誉为“3G之父”，还被称为“4G先锋”，原因就是他提出的智能天线技术依然是4G的关键技术。

　　“未来属于年轻的一代！”李世鹤鼓励学弟学妹们，“5G时代还需要技术突破，希望你们能够在移动通信领域做出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