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成电

初见杨焙臣，普通的长相，普通的穿着，放在人群中或许不会引人注目。唯有他的眼睛，时时刻刻都透露出一种坚定的眼神，那是一种对自己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干劲的眼神。

就是这样一位拥有坚定眼神的普通人，在即将毕业之际放弃了留在繁华都市的工作，遵循内心的想法，前往云南临沧支教。

“作为当代青年中最优秀的一批人，未来必须要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样才对得起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在采访最后，杨焙臣郑重地说出了这句话。这不仅是他对学弟学妹们的寄语，更是他一直坚持的信念。

成长，辩论与良师缺一不可

杨焙臣是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2019届毕业生，本科期间曾任光电学院辩论队事务官、校辩论队队产管理员，连续两届在“成电杯”辩论赛上荣获冠军，在华语辩论世界锦标赛获得四川赛区冠军。

杨焙臣（左二）作为光电学院二辩，获第32届“成电杯”辩论赛冠军

　　辩论上的成绩展现着他的优秀，但他看来，辩论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次次获奖，更多的是能力和心态上的改变。

最直接的能力提升就是表达能力。了解辩题的过程中需要看很多论文、查很多资料，对该领域形成一定认识，才能写出一篇符合事实与逻辑的辩稿。辩论拓宽了他的知识面，也锻炼了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辩论的辩题就在于要解决一个实际问题。

杨焙臣说，“辩论培养了我在面对很多选择时进行独立思考并作出抉择的能力”。

心态上的改变则让杨焙臣更加宽容地对待新事物。他认为，“一个优秀的辩题实际上是把一个问题掰开来看，而一个成熟的辩手要具备超越正反方片面的观点、看到这个东西本质的能力。”

于是，当他面对一个新事物的时候，就会自觉站在对方的视角思考，宽容地接受对方的观点和想法。

除了辩论，辅导员李毅也给杨焙臣的成长带来了很大影响。在与辅导员交流的过程中，他慢慢感受到了“大学”这个词的意义。

杨焙臣记得，李毅每年都会找自己聊聊人生规划，“每个人进入大学或成年之后都应该有独立的选择权，我的辅导员给了我这样一个选择权，他不会告诉我哪一种是最好的，但会仔细客观地帮我分析每种情况。”

大二时，因为自己对人文社科更感兴趣，杨焙臣曾找到李毅，表达想转专业去公管学院学习的想法。但大二转专业已经有一点晚，李毅给了他两个建议：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或者考研换方向。

虽然没有如愿，这次谈话却让杨焙臣意识到，人生之路很长，未来还有很多选择的余地，也许未来的工作领域与所学专业不一致，但是学习能力是一生的，一定要保持学习的劲头，同时做好当下的事。

杨焙臣（右）和辅导员李毅

转变，梦想与责任合二为一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梦，我梦到我死了。”杨焙臣并不避讳“死”这个字眼，他认为人终有一死，是生命必经的一个历程而已。

梦醒后，他坐在床上思考了很久，突然发现自己长久以来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之前的很多事情都是由家长替他决定的。

电子科大给自己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平台，未来也会保证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但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快乐。在杨焙臣看来，未来中国会更看重“你是谁”“你的个人价值何在”，而不是以能赚到多少钱来衡量成功。

为什么是支教，而不是其他领域？杨焙臣说，支教曾是他大学必做计划的一部分，大一暑假由于辩论队集训，他没能参加到短期支教的队伍中来，这成为了一大憾事。当时的他只是对支教感兴趣，还没有成为人生必不可少的部分。

这种转变源自一个内部原因的催化。

杨焙臣来自上海，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家庭条件也相对不错，只要不过分，他的很多要求，家里都可以满足。他从小便学习琴棋书画，上海也有许多优秀的老师供他选择，种种先天便利条件加上他个人的勤奋努力，他能做到比很多同龄人优秀。

但正是这些便利的条件让他思考，为什么自己可以不用付出什么就能获得如此良好的教育资源，而那些贫困山区的孩子，却需要为最基本的学习设施发愁？这些教育资源是他自己通过努力获取的吗？

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上天在给每个人的礼物时，暗地里都标好了不同的价格。在他看来，这种“不公平的获得”令他内心有些不好受，虽然这样的不公平客观存在、难以避免，但他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的负担”，而这种“负担”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卸掉，支教就是最直接的方式之一。所以在毕业时，他报名了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的云南支教项目，选择成为一名支教老师。

“我非常认同一个原则，就是你越了解一个东西，就越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去支教对杨焙臣来说，是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渠道和方式。他可以去认识从来没有见过的贫困农村和城乡结合的社会，可以切身感受到城市人的现代生活与农村年轻人基本上外出打工、只剩下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距离。他认为，支教的经历可以填补他的人生空白。 

规划，理想与现实两手同抓

杨焙臣对未来的规划并不止于支教。

他说，当支教老师能近距离地接触孩子，但只能帮助到一个班里或一所学校的几十个孩子，中国这样的孩子千千万，直接支教的方式只能治标，要想根治这种“不公平”，还需要从其他方面努力。

他所在的基金会也并不赞同支教老师长期在一个地方支教。但在一个地方支教的两年间，老师们除了正常上课外，其他时候要和当地社区、政府加强联系和沟通，尽可能从政策上为孩子们提供长久而有力的保障。

结束支教后，杨焙臣打算继续学习法学、政治学等自己喜爱的人文社科类专业，成为一名律师或公务员。他也不会放弃公益，将凭借自己的职业身份，从根本上为解决地区的教育不公平努力。

在中国，接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人在总人口中仍然是极少数，而有机会在“双一流”高校上大学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杨焙臣记得一位老师曾经对他说，“作为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你们比绝大多数同龄人强，你们必须有这个自信，但同时也要承担比其他人更多的社会责任，否则如何对得起国家对你们的期望和资源投入？”

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杨焙臣，即使在家里人并不赞同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放弃去支教的念头。他只是希望作为“双一流”高校的学子，有一颗本着为社会做贡献的心，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