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情 奋斗者

　　在集成电路领域越是钻得深入，朱汪龙就越是有一种紧迫感。如果从1982年考入成电三系学习半导体算起，他至今已在这个领域扎根37年了。这37年，半导体行业日新月异，技术快速更迭。但是，这37年，他的初心和使命都坚定不移，那就是做大做强“中国芯”。

　　2019年9月30日，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企业教授、无锡乐东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汪龙校友回到母校，做客“求实讲坛”暨“成电芯论坛”，以“十年后的自己”为题，畅谈我国集成电路的发展现状和未来机遇，鼓励学弟学妹勇做“中国芯”发展的中流砥柱。

　　他演讲的题目有一个副标题，就是“强我中国芯”。这句话，不仅是他对成电的学弟学妹的期许，也是多年来对自己的期许和鞭策。他的基本判断是，“未来10年集成电路将迈进实体经济新征程”，同时他也提醒大家“任重而道远，我们仍需努力！努力！再努力！”

学生记者团任航（左二）、于欣孜（右二）、温英剑（右一）专访朱汪龙校友（中）

选择成电：半导体是源自童年的一个梦

　　朱汪龙出生于江苏泰兴，从小就对“半导体”充满好奇。有一次，天上掉下来一个大气球，上面竟然有陶瓷封装的电子仪器。当地群众以为是“敌特”搞破坏，立即把气球送交政府机关。经过研究鉴定，原来这只是一个探空气球。朱汪龙有幸从父亲那里看到了这个探空用的电子仪器，从此对“半导体”痴迷不已。

　　1982年报考大学时，他还不知道什么是“微电子”。班主任帮他参谋报考志愿，他只说最喜欢无线电。班主任说，“如果想学无线电，最好报考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简称成电），这个学校就是专门搞无线电的，去那里肯定没错。”

　　朱汪龙当时报了成电的一系和四系，并填写了“服从调配”。但是，他最后都没有被一系和四系录取，而是被调配到了三系。三系当时称为“固体器件专业”，他拿到录取通知书一看，不解地问班主任：“这是个什么专业啊？”班主任告诉他：“反正是无线电相关的，去了好好学！”

　　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都不知道成电在哪里，这才拿起地图查找成都的位置。“我报成电很偶然，阴差阳错的。但成电是我的第一志愿。”他说，“我以为无线电就是半导体收音机，没想到歪打正着学了微电子。”

　　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集成电路刚刚兴起，但成电的课程已经紧跟科技前沿，讲授最新的知识了。然而，对于大一新生来说，这无异于一场“噩梦”。他说，“开学后发现课程太难了，半导体物理、量子力学、热力学、统计学等等课程，学得云里雾里，样样都不会。”

　　但老师们的敬业和付出，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朱汪龙说，那时候老师和学生都有一股刻苦钻研的劲头，没有教材就自己编写讲义，然后工工整整地刻在蜡纸上油印出来发给学生。这种求真的精神很感染学生。因此，他幽默地说，“多年以后，在成电学的知识可能‘还给了老师’，但学习的精神和方法一直伴随一生。”

跨入行业：年轻人聚在一起使劲折腾

　　1986年，朱汪龙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位于重庆市永川区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四研究所（简称24所），主要做集成电路设计。这是他在课本之外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接触到“集成电路”。在师傅的手把手教导下，他开始了执着一生的探索。

　　24所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专业研究所，也是我国唯一的模拟集成电路专业研究所。现在，它主要从事半导体模拟集成电路、混合集成电路、微电路模块、电子部件的开发和生产，技术实力雄厚，是我国高性能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开发和生产的重要基地。

　　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24所的“集成电路”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虽然名为“集成电路”，但与现在相比集成度很低，而且设计手段比较落后，需要对着集成电路照片在坐标纸上画出来，再将坐标纸覆膜刻印，形成类似照相“底片”的东西。

　　当时，所里的老师傅们都是用手绘图，他们留过洋，理论基础扎实，实践经验丰富。但是，朱汪龙等一批年轻人有热情、更活跃，对电脑的使用更顺手。朱汪龙说：“当时研究所里有几台计算机，白天是老师傅们用，晚上下班后就归我们一帮年轻人用。反正下班没事做，就捣鼓着用计算机做电路设计。”结果，师傅们需要用一年时间完成的设计，被朱汪龙等年轻人两三个月就搞定，速度和质量都令师傅们点赞称奇。

　　对比几十年来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变化，朱汪龙感叹，“这个领域的知识和技术更新实在太快了！过去在学校学的某些知识，可能现在永远没有用武之地了。但是，只要我们提升了学习能力，就能够不断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

　　随着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布局调整，朱汪龙被调往24所无锡分所，起初做电路设计，后来被调到生产计划处，负责生产管理，29岁就成为单位里最年轻的处长之一。从此，他在更大的平台、更高的高度，广泛接触到了国内外的集成电路供应商，也对国外的相关技术有了更加广泛而深刻的了解。

敢想敢做：在危机中敏感地抓住了机遇

　　到机关工作不久，朱汪龙又被调至华晶集团任副总工程师，负责进出口工作。该公司座落于无锡微电子高新技术工业园，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也是目前国内规模大、技术水平领先的微电子骨干企业之一，主要从事开发、生产和经营分立器件和双极电路两大类微电子产品。

　　在工作中，他发现大陆企业所用的大部分集成电路材料、器件都是通过香港商家从欧、美、日国家转手而来，价格奇高。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冒出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从欧美日进口呢？”于是，他努力说服华晶集团成立一个专门的进出口公司，缩减进口中间环节、拓展海外供货来源。然而，这一设想在实现过程中阻力重重。

　　机会不等人。当时，正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的微电子材料和器件价格几乎被“腰斩”，比欧美日同类产品低很多。而从性能上来看，虽然韩国产品确实比欧美日产品稍逊一筹，但此时的韩国产品性价比更有优势，潜力巨大。

　　因此，朱汪龙决定在华晶集团停薪留职，自己亲自动手，成立了无锡乐东微电子有限公司。“我当时想着如果做不成就回去上班，但过了一年，这事儿竟然做成了！”朱汪龙从此开始，一做就是20年。如今，他代理的韩国半导体材料和器件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已经名列前茅。

　　在公司初创阶段，朱汪龙得到了成电校友和校友企业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他说，“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半导体领域的校友会，但是，成电校友在业内有很多，而且都很热心——他们让我在拓展海外业务时少走了很多弯路！”

　　随着公司运营逐步成熟，朱汪龙又将集成电路设计重新“捡”了起来，专门成立了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把“从头到尾”的生产环节分开，自己设计，然后找韩国企业代工。因此，他被业内称为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此后，公司的业务不断扩展，他把握形势，先后在2008年3月成立了主营设计加工的泰兴乐通微电子有限公司、2011年1月成立了主营整机应用的无锡艾立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现在，他已经拥有5家企业，年销售规模超过7亿元人民币，具有比较雄厚的资金实力。

　　2015年-2016年，朱汪龙作为国内50家尖端创新技术企业的人员，两次随习近平主席出访欧洲，两次随李克强总理出访韩国和日本。

　　近年来，根据国家经济及科技发展的需要，无锡乐东微电子有限公司逐步向信息通信及数据处理分析领域进军，在2015-2020公司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将信息化系统集成列为未来几年公司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的战略布局，并在产品开发及相关技术研发上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果。

正视现实：加强自主创新做大做强“中国芯”

　　在集成电路行业打拼这么多年，朱汪龙越是知己知彼，就越是有一种只争朝夕的危机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追求一流的使命感。他经常提醒自己，也提醒同行，甚至包括学弟学妹，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不足和短板，正视现实，奋发图强。

　　他认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如果从1965年开始算起，到今年已有50多年历史。我国在该领域起步时，与美国只有7年的差距。但是，现在我国的集成电路却长期处于落后状况，甚至被后起的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超越。这实在令人心痛！

　　我国工业各部门都有很快的发展，不少行业进入了世界前列，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中，各类电子整机的产业规模都在世界前三位。唯独各类整机的“芯脏”——集成电路总是落在整机之后，远远不能满足整机的需求。近几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所用的外汇甚至超过石油跃居第一。中兴、华为事件更是以冷酷的事实凸显了做大做强中国芯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他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战略认识滞后、长期投入不足、科研与产业脱节、引进与消化吸收创新脱节、地方政府支持不力、企业缺乏领军人才、国产设备配套困难、企业决策失误、人才培养存在误区、社会认知存在歧异等内因，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等外因。

　　当然，差距并非意味着没有超越的希望。他认为，当前我国振兴半导体产业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在于，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消费需求是重要驱动力；同时，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产业结构正加快升级改造；受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芯片产业成为战略产业，而且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也开始了大力投入。

　　他指出，十九大报告已经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对我们来说是机遇，对芯片制造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政府工作报告上把集成电路排在实体经济第一位置，足见国家对于集成电路的支持力度之大。

　　“未来的10年，我们在芯片领域有非常大的机遇，希望同学们能够从现在开始抓住机遇。”他勉励成电学子，“能够在电子科大学习微电子专业，是各位同学的幸事。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学习，明白自己学的东西将会应用于何处，让十年后的自己活得更加精彩！”